随着中国特色行政法律体系的日臻完善，特别是部门行政法制的发展，我国《行政处罚法》对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处罚立法活动的规制作用凸显。

这是行政处罚责任不同于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之处。《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因可处罚性行为被控告者，在依法认定其责任之前，应推定为无辜。

如果行为人能证明自己没有主观过错，则行政机关不能对其实施行政处罚。两国在行政处罚上均采取责任主义，只是两国在主观状态的要求上存在差别。第四，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故意或明知，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以过失为要件。[25]如果用关系式来表示，就是责任能力→意志自由→责任自负。另外，这里还存在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关系的处理。

[6]姜伟：《罪过形式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第二，行政机关已经发现行为人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行为人理所当然地要解释其原因。但是，20世纪之后的行政管理却发生了质的变化，政府现在是增进公共福祉的推手。

但不惟上述，笔者将从比较法上继续呈现一些持主观归责原则的立法文本，从而达到补强说明的效果，以下主要从奥地利、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进行阐述。行政立法也已经通过公众参与等行政程序，获得了应有的民主精神。[88] 第二，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0、11条。但对于责任条件，《行政处罚法》却只字未提，其成了理论界的猜测，以及部门法上的立法裁量权，甚至有研究者判断说：在行政处罚中，过错的意义没有民法、刑法那样明显，作为一项归责原则，过错责任不应成为行政处罚归责原则。

第三个阶段是要检查行政相对人是否具有可非难性（有责性），譬如核实相对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过错等。譬如，民法学上对侵权行为的认定便包括构成要件不法性有责性三个进阶。

该法第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二）行政处罚主观归责的立法文本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客观归责在行政处罚中难以成立，支持它的各种学说都或多或少地存有不当之处，这为主观归责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89] 第三，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7、8条。这里的归责，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就够了。

[38]如德国在追究国家赔偿责任时，公务员须具备过错，如果在行使权力时公务员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仍发生损害，可以免除国家的赔偿责任。恰恰相反，从对部门法的观察来看，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之间的更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50]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这非但是责任判断的基本任务，同时也限制了后期归责立场的各类变化都必须围绕主观过错这个基本前提而展开。

[37]杨小君：《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与归责标准》，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116页。[65]而且，这一情况在英国也十分类似。

第26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57]同时，即使在哈特的法律责任观中，上述认识也涉嫌断章取义。

并且，在这一前提之下，理论界也更加倾向于将行政侵权的归责原则解释为过错原则，主张引入故意和过失的过错要件。（3）更为重要的是，就本文主题而言，由于道义责任论主张责任是同过错连在一起的，[96]这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判断由客观归责转向主观归责，提供了根本性依据，也是比较法上主观归责条款的基本前提。[19]在个人自由尚未启蒙之前，个人是被埋没在宗教、国家之中的，责任评价根本不会顾及个人良知，人类审判只涉及人的外在行为，不涉及隐而未露、没有外在影响的内心观念，所以也就不会去规范它。罗豪才、袁曙宏：《论我国国家赔偿的原则》，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2期。在英美法系国家，情况也十分类似。因此，规范责任论是对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的折中，它以人的相对意志为理论基础，从行为人自由意志、人身素质以及社会环境三方面寻求法律责任的根据。

直至今日，我们仍然遵循着《行政处罚法》1996年确立的简单粗放的责任判断逻辑：客观归责。（一）违法行政的多元化归责立场 违法行政就是违法的行政行为，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行政侵权。

[5]在整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判定体系中，有责性是最后一项判定任务，其作用是要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之上，赋予更加尊重个人的评价内容。[26]譬如，在我国，古代秦律中便有戍边失期当斩的规定。

犯罪行为的违法性体现在与良知的冲突，人类天生便已获悉良知的指引，无需借助任何规则主义的形式，规则只是提供司法强制力的依据而已。但问题是，他们的良心戒律就一定违背公共道德吗？我们该如何界定公共道德的界限和标准呢？这个曾经出现在哈特和德福林论战中的核心问题，在这里同样是模糊不清的。

其实，他的行为作为具有理性的人的行为，所包含着的是：……他在他的行为中自为地承认它，因此，他应该从属于它，像从属于自己的法一样。[43]如有研究者指出：2010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国家赔偿法》在总则第2条中明确删除了饱受诟病的违法二字，违法就此退出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的历史舞台。摘要:  责任主义作为尊重意志自由的民主立场，已经在我国侵权法和刑法中获致制度化。倘房主之子因而致死，则应杀死建筑师之子。

[64]行政犯违反的仅仅只是国家的命令或禁止，只是行政义务，而非道德义务。[20]此时，只要造成了损害就应该承担责任，故意与过失不是评价者应当考虑的要素，这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归责理论，以整个社群为目的，无任何道义色彩。

作者简介：熊樟林，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民法学和刑法学中的责任立场 有责性首先必须与违法相区别，违法了并不必然就要承担责任。

[23]蓝承烈：《客观责任初探》，载《求是学刊》1987年第2期，第55页。各种利益的法律表现就是保障权利的有关措施。

立法者以剔除违法二字的方式，变更了原有单一的客观归责立场。（一）民法客观归责（社会责任论）的轮回 在民法中，早期的侵权行为法采取的是结果责任主义。通常要么是符合一般特征的科学规则，要么是科学已经以某种形式确定的一般性规律。对于责任能力，尽管《行政处罚法》25条、第26条已经作了较好的规范，理论界也进行了详细的解释，[7]体系已经基本健全。

[58] See H. L. A. Hart, Varieties of Responsibility, 83 Law Quarterly Review 846, 852(1967). [59]在哈特的法律责任判断标准中，并不涉及任何道德义务。[99]黎宏：《关于刑事责任的另一种理解》，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第31页。

在本质上，生活常识和社会经验是对个体认识经过普遍化之后才产生的共识。1804年颁布实施的《法国民法典》首次昭示了立法者对客观归责理论的扬弃立场，该法1382条和第1383条规定了侵权损害赔偿必须存有过失。

[51]在这里，凯尔森首先界定了不法乃是社会危害性，此后它又将不法与有责等同了起来。此时，行政等同于政治，也等同于管理。